白癜风研讨会 https://m.39.net/disease/a_5782296.html本文转自：钱江晚报
舅父的一本书目，开启了韩琦跨文明交流史的研究
万字增订本背后的新视野
在舅父身边长大的韩琦，小时候喜欢集邮。
舅父张秀民，乡居嵊州，却交游广泛，时常会收到寄自国外的信。小韩琦就剪下一角的邮票，听舅父讲邮票上的故事。
舅父还专门写信给北图（今国家图书馆）的老同事，讨要用过的邮票。每次，看到北图的来信，韩琦就格外兴奋。有一天，他替舅父拆开一个厚厚的包裹，里面是一本他从未见过的书——《北堂书目》。
书很厚，手工纸做的，毛边。书里全是条目，记载了几千种西方书籍，从16世纪到18世纪都有。这批书在上世纪50年代，划拨给了北京图书馆。
“原来明清时，有这么多西方的书到了中国。”若干年后，韩琦读博时，转到了中西交流的研究方向，这本从舅父那里收来的书，成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事实是，这本书与我有着不解之缘，它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
康熙的数学老师
年，在杭州读大学的韩琦打算报考研究生。他从一大堆招生目录中，选了中科大的科学史。作为一名工科生，他看了招生简章后，觉得几个科目里，需要恶补的只有中国通史，而家里就住着一位大神——舅父。
韩琦每周末回家，就请舅父提纲挈领地给他讲史，自己又好好地翻了翻白寿彝的《中国通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
韩琦考上了，专业是明清科学史。
当时，他还没意识到，那本《北堂书目》会在日后的研究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很小的题目“对数在中国”开始，韩琦慢慢拓展研究方向，博士阶段他把目光投向了清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传播。
“康熙皇帝有几年非常用功地学习数学，而他用的教材和后来御制的书，因为经过改编，很多内容不知道具体出处。我试图弄清康熙时代不同书籍上数学内容的西方来源。”
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有一本《算法纂要总纲》，一直静静地躺在书架上。这曾经是李俨先生的藏书。李俨是韩琦的导师杜石然的导师，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
韩琦特别好奇。书是稿本，内容是最基础的小学算术，但是没有署名，搞不清是谁写的。曾有学者以为，这本书是年羹尧的兄弟年希尧写的。
后来从李俨的往来书信中，韩琦发现这本书与舅父的老朋友张申府（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有关。张先生嗜好藏书，看到有什么数学方面的书，就写信告诉李俨。
在欧洲查阅历史档案期间，韩琦曾看过比利时人安多的传记，他曾在康熙宫廷担任数学老师。他发现，安多来华前曾用拉丁文写过《数学纲要》。
翻出《北堂书目》后，韩琦找到了安多的拉丁文原著《数学纲要》，再与《算法纂要总纲》一比对，内容完全一样。中西史料比对互证，结论是《算法纂要总纲》译自《数学纲要》，这正是安多译给康熙的数学教材。
对于中西科学交流史而言，韩琦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从中亦可一窥韩琦学术研究的特色——将看似无关的东西方史料结合起来，从中捕捉到真实而细微的历史细节，通过互证比对，揭示背后的深层含义。
货郎和小孩
研究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的同时，韩琦将知识传播的历史过程，放在更为宏大的文化脉络中深入考究，在各种人物的交往中洞察政治、社会和科学的关系。
在学术研究上，如何找到一个方向，摸索出一套方法？韩琦说，他记得导师杜石然在初次见面时，就讲了如何做学问。
杜石然是著名的数学史家和科学史家，在中国科技通史研究领域非常权威。在韩琦眼中，老师更是一位奇人，日文、英文、西班牙文、俄文都很好，文笔也好，《中国古代科学家》曾经是几代人的经典读物，上过小学课本的祖冲之的故事，就是杜先生写的。
杜先生给韩琦讲了他的老师李俨的故事。
李俨打过一个比方，老师和学生，就像货郎和小孩，老师要引导学生从宏观角度去驾驭史料，就像在琳琅满目的货担中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
当时，韩琦尚不能理解此中深意。杜石然提到要有“驾驭”史料的能力，“驾驭”一词他记得特别牢。多年后，他有了更深的感悟——老师要教会学生如何从全局观出发，去找寻研究方向的能力。
有宏观的视角，但如果没有大量史料的支撑，没有中西史料的互证比对，研究就像失去了基石，很难深入。韩琦很早就从舅父和杜先生身上意识到，“语言是通往真实历史的窗口”。
张秀民曾就读于宁波的四明中学，他的英语老师一个是美国人，还有一个是写《上下五千年》的林汉达。
中学时的张秀民英文作文写得很好。在厦门大学期间，他选修了法文、日文、德文、拉丁文。在北京工作后，还跟着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学日文。为研究越南史，他的法文也很精深。
而杜老师的语言天赋，曾让韩琦惊为天人；但老师在语言上下的功夫同样也让他难忘。杜老师退休后，曾赴日本任大学教授。年至年，韩琦在京都攻读博士后，常去杜老师家吃饭。
在日本，鱼的相关词汇非常多，很难记。有一天杜老师在厨房里做菜，韩琦发现油烟机上贴着各种鱼类词汇，恍然大悟，原来功力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炼成的。“杜老师在北京家中，也时常开着英语的广播，他每时每刻都在练习。”
韩琦说和老师相比，自己不算是很有语言天赋的人，但如今的他精通英语，可以流利阅读日语、法语专业文献，粗通德语、拉丁语，还自学了意大利语。
在国外访学研究的8年里，韩琦利用业余时间，访遍相关档案馆、图书馆，有针对性地去查阅从明清中外关系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在这一领域这一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在整体资料的把握上超过我的人并不是很多。”
翻拍，复印，抄写
年的一个深夜，大巴上，韩琦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下意识摸了摸随身行李，全身冷汗——相机不见了。
这一趟，他从法国去荷兰莱顿访问，莱顿有荷兰最古老的大学，为了去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他带了台奥林巴斯相机，用来翻拍。为了省钱，他没坐火车，搭夜车回巴黎，运气不好，遇到了小偷。
一惊后，韩琦又一摸，触到厚厚的一沓，“还好，复印资料还在”，他心里顿时一松，又沉沉地睡过去了。
这样的奔波寻访，韩琦记不清有多少趟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源头活水，他千方百计地收集着。收集来的史料如何使用？韩琦恪守两个原则：一是尽可能利用最原始的；一是中西互证，孤证不取。
很多人问过他，你做研究时，是怎么找到这些很重要又很细节的材料的？
“地毯式的完整搜索。”韩琦的回答是，“这样就有一个全局的概念，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囊括其中。然后仔细阅读消化，就会提炼出最为关键的史料。”
就像张秀民当年在国图翻遍几百种宋版书一样，韩琦在国外查阅的文献量也很大。位于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他几乎每天都去，借阅要填书单，每天限十来种，他每次都填满。档案馆的馆员，有的很热心，有的也会不耐烦，有的还会帮忙复印。不过，更多的时候只能靠抄，因为有的纸张已经很脆，经不起折腾。韩琦坐在馆里，整整一天，也只能抄几页，“当然，以抄写的方式过一遍，记忆会更深刻。”
韩琦在国外时，认识了在法国留学的吴老师。两人结婚后不久，恰逢学校放假，韩琦建议去罗马玩，吴老师万分期待。直到被他领着走进了档案馆，吴老师才惊觉“上当”了，蜜月原来就是看档案抄档案，而且一泡就是一个月。吴老师笑言，韩老师数十本笔记里，有一些是自己抄的。除了笔记，他们在欧州期间还拍摄和复印了大量资料，其中不少是手稿。
“看手稿的感觉很好。发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哪天发出，哪天收到，中间经过哪里，是谁转了手？打开一封原信，就可以拼凑出交往的历史时空，重现当年的很多故事。所以，查阅档案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就像破案一样，线索就藏在里面。”
韩琦说，这世上不是缺少史料，而是缺少发现史料的眼力，但就仅研究康熙时代来说，“只靠个人的力量，再做一百年、两百年，史料也难穷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