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藏族典籍文化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它是以书籍的外在形式来表现藏族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现象。藏文典籍雏形出现于松赞干布时期，后随藏族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与此同时，藏文典籍的刻写、印刷、装帧及其对藏文典籍的管理都与独特的藏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典籍文化即书籍历史的传承文化。从它的物质形态讲，它是社会的物质产品，从它承载的内涵讲，它又是人们的精神产品。
（图一根敦群培）
因此典籍是一种具有思想内容的特殊产品，这就决定了典籍文化的研究必须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方面着手，不但要研究物质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同时还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教派斗争、政治倾向、经济状况、文化风尚等对人们的影响，通过这种思想折射来反映典籍中的思想意识。
藏文典籍
典籍以不同的外在形式承载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灵魂，从典籍的外部特征可以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发展水平，从典籍承载的思想内容又可以探讨所处年代的意识形态。
因此典籍之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历史文化的承载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藏族典籍文化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精神文化，它是以书籍的外在形式来表现藏族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现象。
众所周知藏文典籍包罗万象、涉及面广，是构成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藏文典籍命名除内容的广博外，还具其特殊的色彩命名与书名修饰，如根敦群培的《白史》，管宣奴贝的《青史》、蔡巴贡嘎多吉的《红史》、班钦索南查巴的《新红史》、第司桑吉嘉措的《黄史》等等。
（图二根敦群培）
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以来，对整个藏族文化带来了促进作用，特别对藏文史学的影响巨大，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佛教紧密相关。藏族史学随同佛教的兴盛而发展，公元十三世纪左右是藏传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藏族史学典籍广泛出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藏族史学中产生了多种命名方式，即有修饰命名、按作者名命名、按内容命名和色彩命名等。
其中以色彩命名是藏文史籍之独具一格的命名方式，其这些颜色所象征的意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文化观念具有佛法层面和社会层面两种意义。
统览这些典籍，最显明的外观特色便呈以红黄兰白四色贯于其前，并且是择单一色彩，根敦群培曾说过“无陷于偏袒之红色，无拘于迎合之兰色，无染于后言之，四色皆弃树白色”。
他的《白史》开创了科学利用文献资料的先河，他将书命名为《白史》，则是以纯正洁白之意寓含自己独立不二的见解和不同大流的治学精神，而非对其他之色有其贬意之嫌。从这些引据中，我们可以从色彩的命名及包罗万象的形象修饰喻中探讨更为深广的寓含意义及族对色彩的独特理解。
（图三《白史》书图册）
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历代藏族学者都争相运用这一构成方法来取书名，并蔚然成风，从而在书名形象化修饰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
汉藏翻译家贺文宣说“即使修词理论比较发达的古印度当时也没有在书名上广泛运用形象化修饰法。而《诗镜》传入后，广大藏族学者们不仅很快地把形象化修饰法运用于写作，而且广泛运用于书名方面。这是历代藏族学者的一大创造，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独辟蹊途。”
族生活里的色彩
色彩是构成形式美的自然物质材料之一，色彩可以说是组成我们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五光十色、五彩缤纷既是生活丰富多彩的象征，又是色彩本身呈现给人们的感情效果。
藏传佛教中白、蓝、红、黄四种颜色并称为“四根本显色”，其原因是藏族人认为其它颜色都是这四种颜色相互所产。“四根本显色”还可象征佛法“四业”，即白色象征“和业”或“息业”，蓝色或青色象征“增业”或“兴业”，红色象征“诛业”或“权业”,象征“怀业”或“摄业”。
族生活的青藏高原原本便是接纳阳光和色彩最为丰富的地方，大自然在这里呈现的自然属性，更以其多姿多彩的面貌显示着她的魅力，纯洁晶莹的万仞雪峰，辉煌灿烂的梵宇佛塔，碧玉融化般的高山湖泊，鲜花如织的无际草原。
（图四藏族风景图）
自然的奇妙与生命的活力都伫留在那引人神往的色彩的组合中激发每个人的情绪，而色彩又通过这种激发影响着人的感情，能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特定的性反映。
人也可以通过色彩来表现自己的感情，所以不同的民族便有了对同一色彩各不相同的象征意义。族因其居住环境、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崇尚白色，以白色表示纯净无暇，视白色为高洁，待人真诚，秉性善良之人，被称为有一颗洁白心灵的人。
劝奉世人，弃恶扬善，称之为造就白业。新娘远嫁，娶亲之日草原人家需有白马一匹，朋友相见，礼尚往来，一条洁白的哈达.双手敬献，诚心已昭。
族同样崇尚，在藏区是高贵、荣耀与地位的象征，也是高僧大德，福慧双全的释迦比丘和政教上层人士的专用色，而寻常百姓人家绝不选着衣。
而红色象征着血液的颜色，是生命的象征，常有人们用父母的血肉作为盟誓的咒语，表示永恒不变和恪守信誉的意思。
藏书名中的色彩
因为是佛教的影响，藏族传统史籍中对应于“四根本显色”的典籍陆续问世，如蔡巴贡嘎多吉的《红史》，借用于“红色”创立了一个新的命名方式，涵盖了蔡巴贡嘎多吉想表达的全部意义,是藏族史学典籍命名方式的一大突破。
（图五《红史》书图册）
因为藏族常用“火”来形容猛烈或愤怒，而火的颜色又是红色，所以“诛业”也具“火”意，具有消灭一切敌人，但《红史》中“红”跟显示出史书内容更加权威可靠,可以胜过其它一切史书之意。
后来格鲁派喇嘛班钦索南查巴编纂的《新红史》是《红史》增补本，以及近代学者东嘎洛桑赤烈大师所著的《红史注释》等都以佛教“四业”中的“诛业”视为根本。
（图六《新红史》书图册）
公元十五世纪问世的《青史》也运用了色彩命名的体系模式，它是藏族译师管宣奴贝之作，该书的内容分有两大部分和十五个章节,分别叙述了吐蕃赞普朝、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形成、诸部教派的分流与传承等内容非常广泛系统，是藏族传统史籍中比较完整的、考证精确的史书。
“青色”在藏族社会里常指蓝天和大海,这便是颜色相等而言，不管是蓝天或是大海都很广阔,同于佛法“四业”中的“旺业”或“兴业”，象征发达，宽阔之意。
管宣奴贝虽为嚕举派弟子,但曾跟随宗喀巴大师和其它教派学者学过格鲁派和萨迦派,以及宁玛派等外派理论,并精通梵文，博览群书，使自己学识渊博、思想开放,具备“青色”之深渊的自身文化条件。
（图七管宣奴贝所做唐卡图）
十七世纪第司桑结嘉措所著的《黄琉璃》也继承了前人所运用的色彩命名方式，该书全名为《葛丹佛教源流黄琉璃》书中，讲述了从宗喀巴大师的生平到格鲁派各座大寺的建立和历代法嗣传承,以及格鲁派在其它藏区的发展历史等。
第司桑结嘉措以“”命为书名，藏族社会里“”被认为是上等颜色，常实用在上层阶级或喇嘛等所穿的服饰中。第司桑结嘉措也借用“”一词，想表达此书在藏族史籍领域内存在的价值，而且非常珍贵之意。
“”在藏传佛教中代表格鲁派，是因格鲁派僧人头戴帽子,身穿内衣故被统称为“黄派”或“黄教”，也表明他对自己教派的一种信念和炫耀。
“”同佛法“四业”中的“怀业”也是有莫大的关联的，“”象征“威望”和“权力”等，这等同于中原人对“”似皇权和尊贵、显赫的地位一般。
(图八第司桑结嘉措《琉璃系列》书图
兰色更以其典雅宁静与幽深的色彩引起人们的遐想，而各种兰宝石，帝青兰就自然成为典籍史书中常见的名字。如弟司桑杰嘉措的《兰琉璃》，这里的兰琉璃就是帝青兰宝石。
在色彩的感情效果中，藏族多喜欢单一色彩的统一性与主导性，汉民族的古代服色，也是以青黄赤白黑为正色，其他为间色，在《礼记玉藻》中便有“衣正色、裳间色”之说。
（图九《礼记玉藻》书图册）
所谓的正色实际上就是一种正统色，代表一种肃穆、尊崇、严谨的心态。同样间色和五花八门的大拼盘色则往往暗含贬意。藏族形容一个华尔不实,轻浮易变性格的人时则常用“花花肠子花花心”，“花里胡哨”而“虎文在身，人纹在心”则寓含一种隐秘很深的城府和嘴尖皮厚无主导性格的一类人。
可见传统的色彩审美情感往往强调事物的统一性，强调事物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美。其他如用金银珠宝来修饰书名的一些典籍，例如宗喀巴大师的《善说金珠》、才旦夏茸先生的《班禅大师青海行传奇银花》、格等成来嘉措的《忿怒道次第愿文赤珠窒》、第司桑结嘉措《兰琉璃》，这里的“金珠”“银花”“赤珠”“琉璃”既是四种色彩，又是人间宝物。
（图十宗喀巴大师画像）
而这些獎籍又是以上大师之代表作，不论是从色彩的角度，还是典籍的内容与外观都能在珠联璧合的统一中显示其价值。
这种与四根本色的相互吻合，恰恰是这些著作家们有意表现的一种追求传统承接，注重性相统一，内外谐合的思想意识。
包罗万象的藏文书名
藏文典籍文献不仅以其色彩命名寓含作者的观点趋向，而且还以多种多样的修饰喻来点缀书名，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
这些书名修饰喻同典籍所述之内容往往里应外合,相互陪衬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体，在加深读者影响之外，又给人以耳目一新，意犹未尽之感。
如《丁香宝帐》、《法行明灯》、《喜地妙瓶》等等，这些书名的修饰虽多错采镂金之痕，但仍不乏引人入胜之感。
《文殊颂大梵天顶饰》、《有广行灌顶仪规梵天网络》、《空行娱乐之琵琶》、《诗歌寻香仙乐》、《密集愿文释绿马童子》、《香拨拉愿文不空行化之蜀索》等等。
“大梵天”是印度教神话中的创造之神，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寻香”是依因缘善恶气味的一种祥灵，传说也是司伎乐之神，其乐妙不可言。“不空行化蒙索”也岀自印度神话《狮子本生》中的《紧那罗女和诺桑》的故事，传说拥有此绳之人可猎获一切心愿之物。而“绿马童子”是传说中的太阳神，乘坐着七匹绿马拉的车子，穿行天空.他在驱除黑暗，迎来光明的同时，也充当人类的监视者。
（图十一“大梵天”塑像）
藏文中书命中还有很多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修饰的书名，如《清规制约取舍分明之丽日》、《祈祷文释智兴增长之月窒》、《极氏刹土赞信涌新月》、《正法总义明篇甘露光》、《防雹法火风漩》、《供曼荼罗仪轨二资粮方集》、《成就者故事如雨唤雨》，《火轮易行法霹雳轰声》等。这些用来充当修饰的自然物质及现象，既能体现雄浑之气，又能欢愉开卷之心。
藏族对山水自然物的学拜，往往受其宗教意识的支配，万物有灵，又有着古老美丽的神话，使之闻者为之心动，瞻拜者为之倾倒。
所以不少的书名还用河流山川来命名，如《宗派建立论须弥妙庄严》、《三十五佛赞品恒河长流》、《安多政教史书志之海》、《量理海论》、《诗论海藏》等。“须弥山”即“妙高山”佛家认为是宇宙器世间成于金轮之上的高山，山势优美曰妙，群山之为高，因此山四周皆用金银宝物而成，故呈流光溢彩之相。
（图十二须弥山）
“恒河”其源于象泉河，圣山刚底斯雪山被称为是“恒河之父”，无论是印度人还是藏族，皆视恒河为圣河，能在恒河水中沐浴清身被视为是神圣而求之不得的事。“恒河”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度文化的另一化身。
（图十三象泉河）
用“须弥山”“恒河水”来修饰书史“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意在笔前，来之不穷”的良苦用心。
藏族的书名中，不仅有日月星辰、有苍山大海还有那些动植物，如《吉祥词类具缘孔雀悦意之雷声》、《诗镜话述杜鹃之歌》、《龙树中观浅释无畏狮子吼》、《新诗蜂之花苑》、《格培甘丹却卓林寺志赡部那达树》、《如意藤》、《呈文指南雪期鲜花》、《曼陀罗仪规悉地穗》、《礼敬二一度母悦意青莲束》、《祈祷文果熟篇》等。
（图十四藏文中孔雀意境）
这里的“孔雀”“杜鹃”多用于诗歌理论著作，而“狮子吼”则以雄狮之气魄，多用于论辩文当中。孔雀开屏的优雅与青莲花束、杜鹃声声的美好事物形容百花齐放的诗学文坛.这种修饰岂能不美！
以上的书名中我们可以发现藏文中这种修饰喻包罗万象的现象，这种修饰在现代语来说似乎有一种言简意赅的广告语的妙处。我们从“福善雨降”“圆满如意”随愿普生”“日月星曜”“无垢普照”的充满佛教色彩的修饰中可大概得知此书多示佛教密宗深奥绝伦，净信根本的内容。
而“智者喜宴”“具缘门径”“教言宝藏”“利乐妙道”则多见于阐述政教二业之史,或趋缘修行之法述的著作之名。
由此看来书名不仅暗含着著作者一种文化心理选择定向，而且也显露着著作者诗学修养的水平，因为这种形象修饰喻的出处在于诗学典籍《诗镜》中的“形象化修饰喻二十种类”之中。
（图十五《诗镜》书图册）
而从书名中可以发现许多在藏区无法目睹的白莲、那达树、孔雀、大象、海洋等等，在《诗镜》中是普遍性的“喻体”，这种传统的修饰方法至今还影响着藏族的思维方式。
在藏区发行的许多书刊杂志的命名与以上的命名方式有着雷同之处，如《贡嘎山》、《日月山》、《新草地》、《旭日》、《月光》、《格桑花》、《供云》、《邦锦梅朵》、《刚坚梅朵》、《白唇鹿》、《雨露》、《青海湖》等等。
藏族与其他民族相比都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原味”，而只有不可替代的东西才具有真正的民族特色。
结束语：
这些书籍及书名实际上是一种滞留的历史痕迹，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唯美”的追求意识，从中折射出传统书名命名正面作者的文化心态，从而也反映了这个民族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崇尚知识，求真求美的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贺文宣《藏文书名刍议》
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
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
根敦群培《白史》
